“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刑侦题材剧拍出新意****** 刑侦题材电视剧《狂飙》近日开播,该剧由于会集了大批实力戏骨,自官宣以来就备受关注。《狂飙》聚焦扫黑除恶,在《人民的名义》《沉默的真相》《扫黑风暴》等一系列影视剧对这一题材深度开掘之后,《狂飙》要如何突出重围,又要如何拍出新意? 记者 宋说 立体写实的群像 《狂飙》讲述了自2000年起,意气风发的刑警安欣(张译饰)与一直受欺负的鱼贩子高启强(张颂文饰)相识,而后随着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安欣意识到在京海市社会发展的背后,正是以高家兄弟为首的黑恶势力暗流汹涌,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2021年,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央督导组雷霆出击,安欣协同专案组彻查强盛集团有组织犯罪团伙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最终京海市得以拨云见日。 《狂飙》前五集的重点笔墨都放在高启强的身上,讲述了他的“黑恶”成长史。高启强本是在菜市场卖鱼的鱼贩,父母双亡的他辛辛苦苦供养弟弟妹妹读书,却被混混敲诈欺凌,还被诬陷入室抢劫,在经历了这些意外事件后,他被卷进了与黑恶沾边的是非中,并逐渐迷失在“钱”与“权”中越陷越深,身份从一个鱼贩变成了当地涉黑组织的头目,甚至把他名下的强盛集团做成了京海市数一数二的企业。 除了安欣和高启强两个主要人物,剧中行事狠毒的黑社会头目徐江、老谋深算的泰叔、敏感多疑、头脑活络的高启盛等角色,也在短短几集中展现出了特色鲜明的人物性格和丰富的心理层次。《狂飙》中塑造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情感和生活、欲望和动机,人物和剧情非常有看点。 《狂飙》的台词设计和镜头设计有很深的意味。面对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的到来,京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赵立冬说“顶多是一阵风”,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安长林说,“不会吧,这么大的霹雳应该会下大雨”,然后他转头问京海市市委常委孟德海,对方并没有说话,只是喝了一口水。短短一场戏充满隐喻和张力,为整部剧奠定了疑云重重、波诡云谲的基调。 深入的人性挖掘 大尺度加上悬疑和推理,《狂飙》将扫黑除恶题材讲述得非常“有猛料”,在拍摄手法上,《狂飙》的不少镜头语言都设计得很有深意,当高启强陷入误杀危机,坐上唐小龙兄弟的车逃跑时,镜头与逃逸的车反方向拉伸,隐喻着高启强等人已经走上了与人性和正义背道而驰的犯罪道路,导演以巧妙的拍摄手法让剧情在紧张刺激之外,还延伸出更多值得观众细细咀嚼、反复品味的深刻层面。 该剧主创表示,作为一部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的立意不止于讲述一段精彩绝伦的黑白较量,而是更多地深入到对人性的挖掘和对现实的反思上。 与其他同类题材剧集不同,反派的“发家史”是《狂飙》的叙事重点之一。剧集的介绍里说,“该剧是黑恶势力崛起的编年史,细数了黑恶毒瘤非法生长的升级路;是扫黑除恶坚决斗争的回忆录,横跨了20年的时代变迁,展示了黑白较量与复杂人性。”《狂飙》在每集开篇都有一个特别的设计:以扫黑督导专员、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组长徐忠的口吻独白,对调查过程进行反思。在不断追问之中,“公生明,廉生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的答案,也在戏里戏外敲响了警钟。 近年来,扫黑除恶题材的影视作品佳作不断,这些剧集的剧情大多在精彩绝伦的黑白较量方面下足功夫,其中口碑和收视率比较高的爆款,还加入了不少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以及对现实的反思。比如《扫黑风暴》里孙红雷饰演的李成阳,他看起来无情却最有情,清醒而又混沌,纯真而又世俗,勇敢而又怯懦,他的矛盾使他不断充满着变化和动态发展,容纳了我们目之所及和想象中的最多人性特质。 (《齐鲁晚报》 2023年01月19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